新中国的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车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数百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在沈阳。沈阳，这座英雄的城市，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奠基石，凝淀艰苦奋斗、劳模精神、历久弥新。沈阳，这座英雄城，续写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沈阳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早在“一五”时期就在设备、资金、技术、人才等许多方面支援全国。沈阳对全国工业建设的支援，为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同时指出工会工作者要认清“动员工人搞好生产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工会任务应面向生产”。
东北总工会秘书长、中央东北局职工委员会常委张力克深入沈阳第三机器厂（即后来的沈阳第三机床厂）调研，任务之一是基于面向生产的工会任务，对需要采用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进行调查。
经过第三机器厂工会主席聂秉举的汇报，张力克了解到，工人赵国有首次创下了140分钟加工一个塔轮(机床部件)的记录，比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减少了160分钟，能把产量提高1倍多。这让张力克觉得，这个厂开展竞赛、争创纪录的经验很好，带有方向性，很有推广价值。经东北总工会和沈阳市总工会研究决定，在沈阳全市开展学习赵国有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全市职工热烈响应，互相参观学习、组织技术表演、一直在改进操作。
在1949年10月召开的沈阳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开展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等多项决议。10月10日，东北局工业部召开动员大会，推广第三机器厂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的经验。从机械工业兴起开始，新纪录运动由点到面，逐步扩展到纺织、化工、电业、冶金等行业，在全市迅速形成热潮。
1950年3月，沈阳市总工会主席张力克率工作组深入第五机器厂（即后来的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调研职工创造新纪录运动开展情况，发现了一个先进生产小组，即以小组长名字命名的马恒昌小组。这个小组月月完成生产任务，产品质量优良，创造新纪录10余项，改进工具18种，人人立功，个个要求加入中国。同年4月上旬，市总工会向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发出关于推广学习马恒昌小组经验的通知并作出具体部署。4月14日、15日，《东北日报》《劳动日报》相继发表社论，称赞这个小组创造的经验“极为珍贵”，强调推广和学习他们的经验既是“工业生产战线上的迫切任务”，又“开辟了工会群众生产工作的一条具体道路”。
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颁发了《关于创造生产新纪录奖励条例（草案）》。文件规定新纪录包括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提高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热情等4项内容。实施奖励条例推动了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发展，全市兴起了“找窍门”热潮。据1952年末统计，在全市16个产业系统的230家工厂中有4.6万多名职工参加创造新纪录，共找到窍门5.1万件。仅机械系统的3400件就创造经济价值402亿元(东北币)。
新纪录的不断涌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也有力推动了沈阳及整个东北地区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曾高度评价说，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从政治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从经济上推进了生产建设高潮、从文化上提高了科学管理技术。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把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器厂（即后来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当时，机器一厂在铸造技术上虽有名气，但生产条件依旧有限，工厂设备简陋、工具落后，要完成国徽这种体量大、表面平整光滑、纹理清晰的高精度铸件，对于当时的第一机器厂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为确保高质量达成目标，工厂推举了以员、铸造车间大型工段工长焦百顺为组长，十几名技术尖子为成员的铸造团队。
铸造国徽的第一道工序是做模型，这必然的联系到铸件的质量。焦百顺和工友们一起翻砂做模型，力求使铸件平整光滑、纹理清晰、凹凸有序。但在刚开始时，做出的模型图案模糊，稻麦穗的粒不鼓、芒不显，这让焦百顺焦虑不安。他日夜研究、反复筛查，最终发现厂内的砂型质量达不到标准。随后，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天然沙子，经过上百次筛选，内蒙古和大连的砂型质量符合规定标准。内蒙古天然沙细有黏性，大连天然沙粗无黏性，两种天然沙子混合后铸型，能保证国徽表面光洁、纹理清晰。历经多次实验，铸造团队终于做成了合格的模型。
然而，在第一次试浇铸之后，更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浇铸的铸件出现了局部缩型、凹陷等问题，导致后续的铸造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当时，制作国徽的是铜铝合金材料，这两种金属的熔点相差极大，浇铸的火候和时机不易掌握，该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铸造团队一次又一次实验，没有脱氧剂，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比的变化。经过反复实验最终确认，因为国徽铸体的面积非常大、金属液的流动时间长，当金属液变成固态时，最后冷却的部分就容易形成凹陷。铸造团队立刻将单水口改造为双水口，并采用局部浇水、加速冷却的方法，解决了铸件局部缩型、凹陷的问题。
在铸造国徽的日子里，焦百顺和工友们几乎每天都通宵达旦地工作，第一机器厂铸造车间里彻夜灯火通明。为了节约时间抓紧工作，很多工人吃住在工厂车间，饿了就吃口干粮、咬口咸菜，困了就在厂房里和衣而眠。当时，为完成国徽的抛光加工，工人们还自制了许多小工具，用自制的钢丝刷将国徽毛坯表面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打磨干净，然后将有瑕疵的地方修补完整，再用自制的小刀将国徽图案中的细节部分一一雕刻出来，最后再用专用刮刀刮平图案表面，进行整体抛光，这样打磨出的国徽如镜面般光亮。
1951年4月，焦百顺和工友们提前20天成功地铸造出10多枚不相同的型号的国徽。其中直径为2米的大型国徽于1951年5月1日，在人们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庄严地悬挂在城楼上。70多年过去了，沈阳人民仍然为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成功铸造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沈阳五三工厂是在原辽宁迫击炮厂的旧址上建设起来的重点兵工企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许多厂矿在由恢复转向生产之后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五三工厂也不例外。虽然工厂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工会等组织，还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实行民主化管理，但是在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成本核算等方面还没有可行的标准，更无完善的制度，很多人还存在着供给思想，生产后劲儿不足。
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厂党委领导班子带领干部职员制订了一系列推动生产改革的制度，首先规定了产品的生产标准，接着落实经济核算制，实行车间成本核算。在开展新纪录运动中，除学习苏联先进方法实行定额、制订日生产计划外，还大胆改进工资制度——由超额奖励制过渡到计件工资制。为加强生产管理制定了有关技术、生产安全、劳动保护等各项制度；健全了各职能科室及车间管理部门的各项业务办理细则，实行了从厂领导到一线生产班组的三级负责制，还实行了独立会计制度，开展了质量大检查，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工厂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财务成本管理逐步完善并走向正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五三工厂的生产任务骤然增加。为加快枪弹生产速度、支援前线，全厂开展了大力推广先进经验活动，广泛深入地发动职工找窍门、挖潜力、提合理化建议。活动的开展使全厂产品产量、质量逐步的提升，成本不断降低。1951年，五三工厂生产的各种枪弹比1950年增加了4倍，1952年的产量又比1951年增加1倍。
在厂领导的带领下，全厂干部职员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工厂的发展和建设上来。各级干部以厂为家，工作上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处处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1952年9月，厂长高方启荣获中央兵工总局颁发的二等奖状并获奖金3000元，他将其中的1000元交了党费、1000元捐献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1000元交给工厂作为改善职工福利使用。正是有了这样的带头人，五三工厂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持续不断的发展进步、不断创造奇迹。
五三工厂的经验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也引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视。1952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同东北总工会等有关部门，共同总结了五三工厂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推行计划管理、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等基层工作的一套经验，并建议中央向全国工矿企业推广。
根据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52年1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作出决定，授予五三工厂为“模范工厂”称号，成为至今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亲笔为该厂题词：“你们是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工厂企业的模范！”
五三工厂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不仅对东北工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全国工业的恢复与建设，特别是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模范工厂”及其“五三工厂经验”，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一五”时期是沈阳工业生产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了充分利用沈阳原有的工业基础，国家把沈阳作为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进行了大规模的以机电工业为中心的基本建设。这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发展机遇。
1953年至1957年，国家拨给沈阳的基本建设投资达16.1亿元，其中用于工业投资为11.1亿元，而工业投资中用于机械工业投资为8.5亿元。当时沈阳进行了以机电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改建、扩建和新建了多个大型骨干企业，并对一批原有的工业公司进行了技术改造，五年内建设项目近1500个，其中重点项目50多个，包括26个限额以上的项目和沈阳风动工具厂、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电缆厂、一一二厂、沈阳国营四一○厂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逐步形成了飞机制造、新型机床制造、风动工具、电线电缆、通风机械、重型矿山设备、大型变压器、高低压开关、转炉炼钢、建筑卫生陶瓷、化学农药、肉类联合加工和抗菌素等多个新型工业门类。
一大批重点项目于“一五”计划后期陆续建成投产后，其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达到或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开创了沈阳工业发展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为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矿山机器厂、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厂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经过改扩建后形成的现代化骨干企业，开始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提供强大的技术装备，起到了重工业发展的核心作用。
“一五”计划期间，沈阳市工业总产值提前1年4个月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水平。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2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7倍，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三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沈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城市，为今后的生产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崭新的姿态走在国家工业化的前列，为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喷气发动机——“涡喷-5”于1956年6月诞生，中华民族的航空动力从此告别了靠螺旋桨驱动飞行器的历史，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从修理走向制造的重要转折，掀开了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崭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强国防实力、发展航空工业，开始引进苏联发动机制造技术。1954年3月，国家计委批准了将沈阳五一工厂改建为航空喷气发动机制造厂，正式定名为沈阳国营四一○厂，列为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
“涡喷-5”的制造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工厂按计划原定的试制项目为“涡喷-5甲”，1954年苏联政府建议试制较先进的“涡喷-5”。由于采用老厂包建新厂，而且新老厂只有一街之隔，并采取“一长双跨”的组织形式，这样“涡喷-5”的试制就可以利用老厂的条件，实行合理的平行交叉作业来加速工作的进展。总的来说就是实行“三边”，即边土建、边安装、边试制。合理的平行交叉作业为发动机的提前试制成功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
1956年2月，发动机的零组件全部试制完成。5月，将首批装出的5台发动机提交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验收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对发动机全部零组件、原材料、成品件逐项审查，最后在5台中选出一台进行验收鉴定试车。
5月28日，发动机顺利通过100小时试车考核。6月2日，国家验收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认为沈阳国营四一○厂试制的“涡喷-5”发动机性能良好，符合技术条件规定的要求，工厂己经掌握了该机的制造技术，可以转入成批生产，并宣布我国新型航空喷气发动机试制成功。同年8月2日，装用“涡喷-5”发动机的国产歼-5飞机顺利通过试飞鉴定。9月8日，在沈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战斗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祝捷大会，新华社于同日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飞机》为题作了报道。9月10日，中央、国务院给工厂发来贺电。
由于试制质量良好，首批发动机装配的飞机在国庆七周年之际参加阅兵，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涡喷-5”发动机的试制和生产，使中国开始进入喷气技术领域，成为当时世界上掌握喷气式飞机和发动机制造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1954 年 11 月，中央有关部门向沈阳下达了试制苏式米格-17歼击机命令，要求在 1956 年 10 月 1 日前试制完成。
米格-17飞机是在米格-15飞机基础上成功改进的高亚声速歼击机，是当时苏联空军现役装备中最新最好的歼击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机之一。对于此前从未制造过飞机的沈阳一一二厂（今中航沈飞前身）来说，研制的首型飞机就是拥有25万个零部件的全金属结构歼击机，可谓是“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无论对设计、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讲，都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面对空前的挑战，一一二厂领导班子周密部署，将米格-17飞机的国产仿制型，按照预定的首飞年份命名为“56式”飞机（后改称“歼-5飞机”）。
为了加快新机研制进程，在苏联提供的米格-17飞机技术资料尚未到达之前，根据元帅的决定，在苏联专家帮助下，1954年先后成功制造了米格-15飞机的起落架、后机身、机翼和尾翼等大部件和飞机蓄压器、活门、开关等零件，为制造米格-17飞机打下基础。
1955年3月，苏联提供的米格-17飞机成套技术资料运抵一一二厂。9月，飞机零件、工装也来了。工厂上下立即全体动员、学习培训、加班大干。为了争取时间，提高效率，工厂的基建、生产、培训同时进行，以促进新机试制工作的开展。经过干部职工和苏联专家的共同努力，一一二厂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四个阶段平行作业，编号为中0101、中0102、中0103的三架飞机开始投入地面强度试验和空中飞行试验。1956年7月13日，一一二厂全体干部职工鏖战一年、耗费20万个工时，中0101号飞机终于总装完毕，经过调试保障具备了首飞的所有条件。
1956年7月19日，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在沈阳首次试飞成功。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一一二厂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一一二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歼击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9月9日，《人民日报》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喷气式飞机》为题，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56式飞机的试制成功并迅速批量生产、装备部队，使新中国航空事业一举跨进喷气时代，成为第七个拥有制造喷气飞机技术的国家。
1952年9月，根据主席“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精神，沈阳市政府按照苏联专家设计的“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图纸，投资1200万元，开始建设工人村住宅。
9月23日，工人村居住区全面施工。经过两个半月艰苦奋战，工人村一期工程79幢大楼于12月全部完工，建筑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包括3396间家属和独身宿舍，创造了当时沈阳建筑史上的“沈阳速度”。房屋设备齐全，有上下水、煤气、暖气和室内厕所。
一期工程结束后，1954年续建13栋，1957年续建51栋，形成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5个建筑群。工人村是新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历史符号，体现了人民政府对工人的关怀。
工人村建成后，先后有沈阳冶炼厂、第一机床厂、电缆厂等44家国有企业在工人村设立家属宿舍。第一批住户中有工人村建设者、企业领导、高级工、劳模。各企业统一配备了双人木床、两屉桌、米箱等生活用品。
分房时，一般是一个单元两家住，每家一个单间，共用一个厨房、厕所，邻里相处和睦。沈阳冶炼厂的八级铸工李辉哲按政策分到71栋一个大单间住房，他邻居子女多，住房拥挤，他决定发扬风格，将自己的大房间让给邻居住，还一直按照大房间缴纳房费，体现了那个时代邻里之间淳朴、真挚的情谊。
工人村绿地面积达70%，每个建筑群内都设有秋千、滑梯、单杠、转椅等设施，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小区。工人村一期工程完工后，消费合作社、粮站、邮局、幼儿园、饭店等各项服务设施陆续建成，使工人村居民生活更为便捷。
随着工人村的入住，1953年8月，有轨电车延至工人村，当时票价8分钱。10月，通往工人村的大型煤气管道建成投入使用，4000户居民用上了煤气。1957年，由驻区各大企业集资，兴建了工人村地区第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实行长托，生活用品由国家统一配给，幼儿园供应细粮，孩子们可以喝到牛奶、豆浆。
1957年底，为了支援农业发展，东北机器制造厂（现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无技术图纸资料、无生产实践经验、无大型制造设备、无足够资金的情况下，肩负起试制我国第一台氮氢气压缩机的重任。
这是一种双列卧式六级压缩机，是生产合成氨化肥的主要设备，全长12米、宽7.3米、重182吨，是一个庞然大物。可是工厂的重型车间，只有几十台小机床，根本就没有加工10多吨部件的大型机床。没有大设备怎么办？工厂组成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研发队伍，决定采用“蚂蚁啃骨头”也就是用小机床生产大型机器设备的办法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并自行设计、制造出7种19台专用机床。
大型压缩机一个大部件的毛坯，重达12吨，加上沙箱，总重50多吨，工厂没铸过这么重的部件。工厂领导决定问计群众，在铸造车间召开了老工人座谈会。当时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工程师提出的钢圈铸造法；一个是工人郭清顺提出的半钢圈半裂皮的铸造法；一个是老工人左俊恒提出的裂皮铸造法。大家对这三个方案辩论得十分热烈，多数人认为裂皮铸造法好。有一个工程师听了很惊疑，说：“裂皮铸造法，欧洲没有，亚洲没有，中国没有，沈阳也没有，就是我们工厂要创新纪录！”利用这种办法，很顺利地铸出了汽缸等精密的大型铸件，比钢圈铸造法快13天。厂里的苏联专家看了后说：这是个中国工人的创举！
工厂利用这些“小蚂蚁”似的机器，去“啃”那些硬骨头般的大部件，先后加工出6个缸体、2个机身、1个主轴等1067种共6067个零件，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就生产出我国第一台“红旗牌”2400马力氮氢气压缩机，填补了我国氮肥设备生产的空白。
“蚂蚁啃骨头”经验一经出现，立即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轰动全国。1958年8月9日，中央办公厅专门发来贺信予以鼓励。8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沈阳工人用小机床制造大机器的消息，还配发了一篇社论《谁说蚂蚁不能啃骨头？》。
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起阶段，“蚂蚁啃骨头”加工方法，解决了大型设备制造问题，缓解了企业普遍面临缺乏大型设备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困难。国内机械行业将“蚂蚁啃骨头”的加工方法作为生产大型机器设备的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名为《蚂蚁啃骨头》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辽宁省组织编写二人转等曲艺形式进行宣传。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沈阳各级工会组织动员全市职工响应党的号召，发扬知难而进、为国分忧的精神，把“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
1961年初，沈阳市总工会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程师吴家柱、沈阳拖拉机制造厂技术员林海丰、沈阳高压开关厂技术员吴大有参加了学习。学习班上，关于“众人拾柴火焰高”等论述，给了三人很大启示和激励。吴家柱将林海丰、吴大有找到家里，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联合起来，迎着困难前进，不蒸馒头争口气。”此后，三人开始合作攻关。三人协作虽然屡出成果，但他们还是感到势单力薄。
1961年6月，沈阳市召开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市总工会向全市职工发出《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的倡议。会后，吴家柱等三人找到变压器厂王凤恩、东北机器制造厂尉凤英、沈阳铸造厂张成哲等，自发成立了职工技术协作组织，成员很快增加到十几人。他们常常晚上到吴家柱家里一起研究技协工作，每次活动每个人都能带来一个或几个技术难题。
很快，职工技术协作成员如滚雪球般发展，不久就突破了100人。从1961年7月起，这个职工自发的技术协作活动有了新场所，工作之余的晚上和周日，上百人拿着图纸、设备模型、工卡量具等涌向气体压缩机厂，大家或互相介绍革新成果，或提出课题研究解决办法。
市总工会大力支持这一新生事物，1961年10月24日，我国第一个群众性技术协作组织——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群众性的技术协作，不仅是工业生产中的一支技术攻坚队，还是推广先进经验的播种队。沈阳市职工技协成立一年的时间里，帮助32个中小企业突破技术关键80项。到1962年底，职工技协已经普及沈阳整个工业战线，并发展到科学研究部门和高等院校，技协积极分子已由年初的370人发展到3.75万余人。
1963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沈阳视察指导工作时，专门接见吴家柱、王凤恩、吴大有等21名职工技协活动带头人，对这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彭真说：“开展职工技协活动是职工和领导相结合办好企业的好办法，是广大职工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提高技术水平的一条很好的经验。”
到1964年，先后有吉林、山西、湖北、北京等27个省市的工业技术和技协访问团来沈阳“取经”，一个学习沈阳开展技协活动经验的热潮在全国蓬勃兴起。职工技协组织在沈阳发祥、职工技协活动在沈阳发展，它逐渐成为沈阳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成为中国工运的一项新事业。
沈阳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早在“一五”时期，沈阳工业基地在新建、扩建的同时，就担负着“出机器，出干部”，积累建设资金以支援新工业基地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的重大任务。沈阳的工业在设备、资金、技术、人才等许多方面支援全国，为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
沈阳在对全国的支援中，始终以支援重点建设工程为首要任务。我国的三大钢铁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都得到过沈阳的大力支援。鞍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新建的现代化大型高炉，其主体部分就是沈阳重型机器厂制造支援的。沈阳生产的矿山设备、发电及电气控制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都是支援全国重点工程的产品。“一五”期间，沈阳变压器厂制造的大型变压器、互感器支援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工厂、矿山、电站和农村的基本建设，成为官厅水库、丹东、吉林电力网和鞍钢、武钢、包钢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配套设备。
沈阳工业在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的同时，积累、上缴大量的利润和税金，支援全国建设，仅全民所有制工业公司“一五”期间所创利润就达13.2亿元。地方财政也得到迅速增长，从依靠国家补助变为盈余上缴支援国家建设。在国家出口的工业品中，沈阳产品占有一定的比重，为国家换回大量宝贵的外汇。
“一五”期间，沈阳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的农业机械、农具、农药、化肥和其他生产资料，沈阳生产的机引播种机、收割机、圆盘耙等，分布于黑龙江、新疆等地的现代化大型国营农场。
沈阳还培养造就了大批技术工人、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从1950年到1958年，沈阳共向全国各地输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干部等7万余人，超过了沈阳在解放初期所拥有的全部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总和。此外，还为全国各兄弟省市代培了几万名技术工人和几千名技术人员，并把大量的技术资料和经验提供给全国各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阳工人阶级以“好人、好马、好设备”向全国各地援建了众多企业，足迹遍布29个省（市）自治区，为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历史性贡献。当时的援建形式包括包建新厂、生产车间和生产线整体划拨，提供成套设备，输送管理人员、工厂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提供整套产品工艺图纸等技术资料，代培人员等。1964年5月，党中央作出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沈阳市从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支援三线年至“”初期，沈阳的部分企业为三线地区包建新工厂、发展新产业，为推动我们国家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建设、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